一九二七年郫县农民抗捐抗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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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2月16日 00:00

来源：巴蜀文化网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川郫县发生了席卷全县的抗捐抗税斗争，武装围困县城达四十多天，影响波及周围彭县、崇庆、灌县、温江、双流、成都等县。四川大学历史系为了弄清事件真象，于一九六三年五月，组织了三十几个同学和教师到郫县进行了两个多月调查。调查以郫县为重点，兼及成都、温江、灌县、彭县、内江等地。访问事件参与者、目击者计二千零三十三人，整理了访问记录六百八十六份。还查阅了县志、档案等文献材料，收集了一部分历史文物，对事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整理如下。      一、惊人的田赋预征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林立，为了争夺地盘连年混战不已。军阀们无限制地扩充军队，对四川人民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单是田赋预征一项，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二七年前，郫县田赋预征是非常苛重的。我们在新民公社收集到唐绍余(粮民唐克勤)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至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的正式纳粮收据，虽然它缺少了民国十四年十二月至民国十八年九月我们很需要的几年，但从前后纳粮数字和年份我们能准确地推算出这几年上粮数。情况列后：     民国十二年到十三年是二年三征。(即预征一年)     民国十四年一年四征：         民国十四年一月一日纳民国十五年粮。         民国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纳民国十六年粮。         民国十四年十月卅日纳民国十七年粮。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纳民国十八年粮。         民国十八年九月廿二日纳民国卅七年粮。      这就是说，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一月到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九月，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共征收了十八年的田赋(即民国十九年至民国卅六年)。一九二七年春郫县农民抗捐抗税武装斗争，迫使军阀政府答应每年最多二征。所以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九月这两年零九个月最多征六年粮，余下的十二年粮都是集中在一九二六年征收的。在调查访问中，群众也一致说：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年十二征"。口碑材料与实物相符。也就是说，一九二六年共征收了十二年田赋，这就是郫县农民一九二七年舂爆发大规模武装抗捐抗税斗争的直接原因。     根据我们所收集的田赋收据来看，每张收据上除了正税之外，还要征收五倍于正税的附加税。而地方土豪劣绅也仿照军阀政府的办法，每预征田赋一年，就预征"团款"一年。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因为篇幅的限制，仅列举其名称于后：     感情捐、拍门捐、烟捐，油捐、摊担捐、斗息捐、田亩捐、红灯捐、懒捐、猪捐、牛捐、秧窝捐、住地捐、房捐、碾磨捐、冬防费、常练费、住宿费、清乡费、编造费、开拔费、军服费、子弹费、修理枪械费、百货厘金、契税、印花税、当税、卖税、灶头税、卡税、落地税、青苗税、学款、党费、团米、都江堰水款……。           田赋名义上是由粮户(即田主)负担的。实际上大粮户(大地主)掌握团练武装并和军阀勾结，有权有势，他们"抬垫""包税"，不仅能从军阀政府手里得到"九五回扣"，而且还通过多派浮收，大肆聚敛。田少势小的地主，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把负担转嫁在农民身上。群众给我们讲了许多地主如何把捐税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情形。主要办法之一是加租加押。在郫县，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增加到了很重的程度。从调查中收集到的三十一分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佃约来看，每亩田要缴给地主租米八、九斗，地租一般占大春正产物百分之八、九十。农民的生活只有靠小春和副产物来维持。农民租种田地，还得向地主预先缴纳一笔苛重的押金。一般佃田一亩得交一、二十元现大洋。佃田后，地主还经常加押，农民被迫借高利贷。我们收集到的郫县唐昌镇宋××放债文约一纸，很能说明问题，照抄如下："立写加押租银文约人俞伯成，今凭中证在佃户强章甫名下加押银二百八十元正。强姓当日办银不及，凭证在宋名下借银加押。此银以至八月内共该利谷五石正，本利全还，不得短本欠利。恐口无凭，立约为据。民国十二年阴历四月初八立。"之二是"耕土寻粮"。这是军阀政府索取田赋的一种方式，也是地主转嫁田赋负担的一种方式。即地主应纳的粮(田赋)不由地主直接缴纳，而由佃户"代上"。名义上"代上"之粮要从租子内扣除，但在一年数征甚至十数征的情况下，佃户把应交的租子全部上粮还不够。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要佃户预缴地租。军阀政府月月派款，农民却不能月月有收成。不上粮就得去坐班房，否则就得去借高利贷再受一层盘剥。许多贫农、中农因纳不起粮弃田而逃，甚至一些富农乃至小地主也因粮款过重而破产。农民大量逃亡，地主的田租不出去，"银郫县"的大片肥沃良田，长满野草。       一九二七年前夕，军阀政府竭泽而渔的征敛，使社会正常的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沉重的捐税负担不但使广大贫苦农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中农破产，甚至富农乃至一些地主也遭到破产。中小地主由于农民弃田逃亡以致田园荒芜而失去剥削收入，他们的佃户有的虽没有逃亡，但把应交给他们的租子大部或全部交了粮税，也对军阀政府极其不满。某些大地主过去"抬垫"、"包税"发财，现在不但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倒赔，因此也不满意起来。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异常尖锐，阶级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      二、抗捐抗税斗争经过      一九二六年以来，郫县以及周围各县都不断发生打杀收款委员的事件。《灌县志》卷十五："民国十五年……军征紧急，委员某载款过金马乡，匪劫毙之。""民国十六年温江西区吴家场为反抗征懒捐而和驻军谢德堪发生冲突，武装相持六、七天。"(温江县政协委员文主任述)至于郫县不但多次发生打委员、收缴下乡催款军队枪械事件，更在一九二六年到县城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       第一次示威游行是三月十二日，有六千多人参加，除了各乡学生、工人、商人、团丁外，还有不少农民，特别是新场农民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农民们拿起锄头、钉耙、铡刀去参加，有的还在铡刀上写着"砍倒一切不平等条约!""砍倒烂军阀!"等标语。据军阀部队旅长龚渭清[1]说，他原想把这次游行变成军民"联欢"。群众开大会时，他派了两个营长去讲话，大谈军民联欢之类。可是农民不听这一套。游行时新场农民把惜字宫门前驻军的旗子用钉耙钩了下来。      第一次游行示威以后，新场团总张云卿[2]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正式成立。《郫县政概况》第二编有这么一段记载："自武汉光复后，本县革命先进，即在县属新场组织农民协会，从事革命运动。至民国十六年进而武装与驻军邓国璋部斗争"。这里说的"革命先进"，就是张云卿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他们组织的农会是什么性质呢?请看群众所说。新民公社黄有才说："冲突前闹会有田无田都可以参加。"黎少荣说："入会的穷人、有钱人都有，而有钱的是官。"由此观之，张云卿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他本人是地主)，办的农会只能是地主阶级御用的组织，而不是贫苦农民的阶级组织。但是，张云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倾向进步，他办农会时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等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十月，由"农民协会"组织领导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示威游行。这一次主要是安定乡及附近各乡场的农会会员及工人学生参加。游行群众拿起锄头、钉耙和武器，手上拿着小旗，上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吴佩孚!""打倒张作霖!"等标语。他们还新编了一些歌谣，新民公社敬老院的顾大娘还背得如下一首："青天白日圆又圆，拿起犁头去钟田，奴婢累得大汗洒，一滴汗来一个钱，爹娘你都不能管，挣些钱来供野蛮，拿起钉耙去打完"。这一回郫县所驻的军阀部队，再也不敢搞什么"联欢"了，并且紧闭城门，如临大敌。愤怒的群众围着四门转了一周。据当时县城北门担任警卫的常备队军士刘振武说，他很清楚地听到喊过"打倒军阀!""拥护郫县农民协会!"等口号。      一九二七年仞，郫县花园场发生了痛殴收款委员杨某的事件。二月二十四日，花园场又发生了"农夫会"［3］联合民团，击毙催款军连长以下五、六人，并将该连全部缴械的事件。事件发生后，邓国璋便委派其第二旅旅长龚渭清为郫县城防司令，坚持武装征收税款，镇压抗捐斗争。二十五日，龚渭清派兵一连到永兴场(又名两路口)催款，遭到农民与团防武装抵抗，狼狈退回县城。他们在逃回时，对农民进行报复，沿途烧民房三十二间，并在公路上打死伏民一人。二十六日，县长谢德恩又亲自出马到永兴场，企图分化群众，结果被围在永兴场不能脱身。龚渭清闻讯亲自带队前往解救。群众闻龚渭清率军到达始撤围。龚渭清到水兴场凶相毕露，逮捕了三个无辜农民就地杀害。           花园、永兴事件是郫县伏民武装抗捐抗税斗争的序幕，也是直接导火线。军阀政府武装催征与杀人放火的暴行，引起了郫县农民极大的愤慨。人们早巳积压在心底的怒火，这时再也压抑不住了。严子舟(花园场团总)在花园事件发生后，急急忙忙跑到成都找张云卿，一见面就说："惹大祸了，请你回去领导。"于是张云卿便回到郫县领导这场斗争。      正当此时，郫县军阀当局召开了一个士绅会议，宣布要征取二十万元军费，并声称，如果不能收齐，则"要割人肉补足"。这样一来，一边一定要征，一边已开始了抗征，军阀当局与农民和军阀当局与士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张云卿等就领导"农民协会"并鼓动全县团防武装抗捐抗税。士绅会议后两天，张云卿就鼓动大团阀朱洵良，并以朱的名义在城北鲤鱼寺召开了一个团总、保正、团防下层和一些办农会的学生共四百多人参加的大会，发动抗捐。由于农民已经自发地开始了抗捐斗争，而军阀当局又不肯作丝毫让步，团阀们又看到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军阀，对他们有利，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民不满情绪，迫使军阀政府在田赋上让步，以保证他们的地租收入；另一方面站在农民一边既可掩盖他们对农民的压榨，又可控制农民使这场斗争不致于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所以同意发动抗捐。但是，他们又不愿直接出面与军阀当局决裂，于是一致推举张云卿来负责领导。张云卿决定组织"郫县农民自卫军"十个大队，自任总指挥，请出懂得军事的黄鹭翔［4］任副总指挥，全权指挥军事。       会后张云卿在东岳庙设立了农民自卫军总部，农民自卫军十个大队以门户练为基础迅速编成，共有人枪四千。为了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他们发出快邮代电揭发军阀横征暴敛、杀人放火种种罪行。张云卿还写信要求周围各县民团支援，于是崇宁、灌县、温江、成都、双流、新繁都派来支援队伍，各路援军共达一万人左右。从三月初他们就将县城团团围困，围城共达四十多天。农民自卫军砍倒电杆，断绝了县城与外界电讯联系，拆毁了成灌公路上的桥梁，设置障碍，封锁了县城与外界的交通。城内军阀驻军名为一团，实则连同常备队和龚渭清的手枪连，总数只有四、五百人。在一万多农民自卫军和团防武装围困下，一夕数惊，根本不敢出城。       参加围城的武装十分复杂，但基本成分是农民。张云卿非常重视农军纪律。据当时农军总部秘书杨吉成说：张云卿以总部名义"命令农军在外边搭棚子住，不能上阶檐"。那么多人全部搭棚子住并没有行得通，有些还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但群众一致反映农军很守纪律。城关何大娘说：  "围城时万胖子(万伯剑)的队伍住在我们院里，不拿东西。"蔡跃忠说："农军住在农民家里，不骚扰民间。"      新场的农军是农民自卫军的骨干。它的领导人张云卿有一定进步思想，它的下层主要是贫苦农民，也有工人参加。这一点和新场以外各场镇、更与外县的援军不同。群众一致说，当时张云卿的队伍打的是红旗。崇宁县民团援郫的大队长杨蛟山说："张云卿跟共产党走，打的是镰刀斧头旗。其他队伍没有打过这种旗子。"农民自卫军十个大队的大队长之一范通也说："农民自卫军打斧头镰刀旗。"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黄鹭翔也说："新场农军打的是镰刀斧头旗。"《四川近四十年史事辑要》写道：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省委刘愿庵同志，以郫县驻军邓国璋、龚渭清残酷压榨农民，策动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与邓、龚两军作殊死战斗。"[5]又据抗捐斗争后党派往郫县搞农民运动的高伯华[6](当时是共产党员)说：  "驻彭县崇宁刘丹吾旅的旷继勋(共产党员)团的共产党员，在抗捐开始后最紧张的阶段，参与了张云卿总部的某些工作。"联系到张云卿办农民协会、搞示威游行及以后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看来，我们认为这时张云卿与共产党已有些接触，受过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但从抗捐全过程来看，似乎共产党没有参加具体的领导。抗捐斗争的结局是不理想的，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围城期间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太平寺之战。郫县被围，龚渭清很恐慌，三月派兵一班突围到灌县求援。江防军第一旅旅长李德发，派兵一营沿成灌路而下援龚。敌援军一进入郫县境内就抢东西，烧房子，杀害无辜。三月初九晨在竹瓦铺开始遭到农军阻击。农军一面阻击，一面派人报告总部请求增援。由于剐总指挥黄鹭翔别有用心迟迟不发援兵，使一营敌军很快打到太平寺附近。这时新场农军及万伯剑、杨蛟山等部才赶到，在太平寺附近展开了一场恶战。虽然农军武器、训练和作战经验均不如敌军，但他们对军阀统治极端忿恨，所以作战非常勇敢。如新场农军号兵李开福竟不顾自身安危爬到树上鸣号，中弹牺牲。此役毙伤敌军二十余人，农军牺牲三十七人。龚渭清虽增加了一营援军，仍吓得不敢出城。另一次是高店子战斗。三月二十六日，江防军司令邓国璋带手枪队乘汽车由成都到郫县，龚渭清怕邓不能通过农军的封锁线，先派兵一连，后又自带手枪连去接应。在高店子邓、龚所带的部队均遭到农军范通、张跃光部的阻击，军阀部队又纵火焚烧民房，共烧掉八个院子。激烈的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龚渭清的坐马也被农军缴去。龚渭清接到邓国璋后，  "面带惨色"退回县城。      农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军阀丧胆，也使参加抗捐斗争的地主分子震惊。他们深怕斗争发展到出现不利于他们的结局，所以对斗争进行了种种限制和破坏。如放纵一营援军进城，增加了龚渭清顽抗的力量。副总指挥黄鹭翔、地主分子朱洵良以"怕农军进城扰民"为借口，不准农军攻城。黄鹭翔还企图把农军拖走作为当军阀的本钱。地主分子除了对农军限制分化外，还极力和军阀妥协。他们派出商会会长廖勋成、大地主吴志荣以及当时的省议员郫县大地主萧毅安等到成都二十八军军部请愿(郫县系军阀邓锡侯部二十八军的防区)，并和军阀谈判。      参加谈判的农方"代表"是萧毅安、杨茂实、刘恩溥、尹××等人。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驻军换防，不准对农军进行报复；(二)免去预征的钱粮；(三)撤换县长。这些条件在三月上旬就提出来了。当时军阀很轻视农民的力量，对谈判不感兴趣，指责"民团"打军队，农方"代表"则争辩说是军队打"民团"。双方为谁先打的责任问题纠缠不休。三月初九发生了太平寺之战，农军作战英勇顽强使军阀吃惊，郫县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各路援军源源开到，农民自卫军声势浩大。军阀驻灌县的第一旅，因灌县农民数千(一说万余)这时也围攻县城而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邓国璋于三月二十六日亲到郫县，在高店子又遭到农军阻击，感到问题严重。此后，军阀对谈判才热衷起来。二十八军军部"慨然"应允了三个条件。邓国璋更在会上赌咒说："日后如有报复，死在枪林弹雨之下"。改派二十八军军部枪炮处处长王岫生为郫县城防司令，范天烈为新县长，将龚渭清和原县长调走。王、范很快到郫县上任，邀集张云卿、黄鹭翔等在城北望丛祠开"善后"会议。会议共开了三十多天，到五月上旬达成如下协议：(一)撤销征收二十万元军费的命令；(二)废除苛捐杂税，五年内不预征田赋；(三)对死难农军进行抚恤；(四)县政由军、政、农(实为地主)三方面协商解决，任命参加抗捐的地主吴启之为视学，杨茂实为实业局长；(五)他县农军回县，将郫县农军十个大队编为十个小队。后来地主分子以抗捐目的已达到，农忙季节到来为理由解散了农军。轰轰烈烈的抗捐斗争，就这样在地主分子把持下以和军阀妥协而告终。以后几年军阀的捐税减少了，但是农民的地租却丝毫没有减轻。      尽管这次有成千上万农民参加的斗争，投有达到良好的结果。不过农民的鲜血是没有自流的，它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农民看到了自己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力量，迫使反动统治者不得不减轻一些对农民的压榨。这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正是全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三月三十一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又大动屠刀，从此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革命逆流。而郫县农民也恰好在这时举行了武装暴动，回击了蒋介石所掀起的反革命逆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郫县农民武装抗捐抗税斗争，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斗争。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转移到成都，由刘愿庵同志负责恢复，成立了四川临时地方委员会，刘愿庵同志任书记。  "中共四川省委为了加强郫县、彭县、灌县、绵竹、龙泉驿等地农民和团防下层工作，改组农民协会，选派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回川的同志，前往充实领导力量。"[7]一九二七年七月，又派自己的优秀干部中共内江县委书记黎静中同志(黎冠英)到了郫县，组织了中共郫县特支，在郫县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把郫县革命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抗捐斗争后革命的深入      抗捐斗争使张云卿认识到农民的力量，他想把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预防军阀对他报复。恰好这时杨卓勋［8］回家。杨鼓动他照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的办法，办一个军事学校培养下级军事指挥人员，进一步掌握团练武装。张接受了杨了建议，决定在青塔寺开办"郫县安定乡门户练训练所"，简称"团练学校"(当地群众称"青塔学校")。张自任校长，杨任教育长。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关系介绍黎静中、高伯华、吉觉生(吉后来叛变革命)三名共产党员到该校任政治教官，借此发展革命力量。      青塔学校是一九二七年六月创办的，第一期共招收学员一百多名，多属中农子弟，贫农和地主'出身的均占少数。第一期进行了三个月正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由黎静中负责讲授的政治课有：《新社会观》、《社会进化史》，《列宁传》、《海丰农民运动》。此外，还印发过《国民革命三字经》、《革命军人四字读本》［9］等。青塔学校第一期九月结业。学校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本同学录，上有各教官的题词。黎静中题的是"革命初期"。一个非党教官题的是："宁可流血兮!莫叫软化去。宁可赤化兮!莫被妥协误。……"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去担任团防基层干部如中队长等，一部分去作工会、农会的干部，从此群众工作有了一批骨干而迅速开展起来。黎静中到婆后，秘密组织了中共郫县特束，还在青塔学校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大约就在青塔学校第一期结束后，成立了中共郫县临时县委，黎静中任书记。     黎静中到达郫县后，除了对青塔学校学员进行革命教育外，还加紧在贫苦农民及农村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陈开旭(青塔学校学员，中队长。黎静中在青塔学校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说：  "他到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开始组织农会和工会，到处和农民接触，尤其是和雇农、贫农接触。不久工会组织起来了，农会也开会了。而且参加开会的人一次比一次多，还有些妇女在晚上也带上手工来听他讲话。"又说：  "农协会黎静中没来之前张云卿就组织有的，但多为袍哥把持。黎来后才开始组织真正的农民协会。"黎静中还编了一些通俗的民歌民谣，亲自教唱。其中一首叫《庄稼老汉歌》流行颇广，至今一些老人还能唱出，下边就是我们访问中老人们唱给我们听的这首歌词：     红日未升天未哓，庄稼老汉起来了。出门去，忙得不开交，忙得不开交。     一年累得不得了，挣的钱来享不到。遭强盗抢去了，遭强盗抢去了。     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庄稼老遭得不少，庄稼老遭得不少。     贪官污吏帮倒搞，还有劣绅和土豪。我看你心焦不心焦，我看你心焦不心焦。     有些富翁令人恼，占到田地耍横豪。大地主一齐打倒，大地主一齐打倒。     这些东西不打倒，你的子孙不伸腰。我看你怎开交，我看你怎开交。     若是这些打倒了，衣食住行样样好。庄稼老汉乐逍遥，庄稼老汉乐逍遥。      随着宣传教育的开展，对原有农会进行了革命的改造。首先是在原有的旧农会中组织贫雇农参加的核心组织--"贫雇农会"。其次是改变旧农会会员和衣会领导成分。  "规定有一百亩田地的人不准参加农会"，  "农会只找干人参加"。至于农会领导成员，在九月青塔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多由青塔学员充任。第三，在农民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提高的基础上，提出了"打倒高租大押"的斗争口号。      在改造旧农会的同时，黎静中又建立了工会组织。在新场成立了独轮车、理发等十多少工会。后来独轮车王会扩展到雅安、邛崃、大邑、崇庆(南路)，温江、郫县、崇宁、彭县(西路)。一九二七年底改名为"川西南独轮车工会"。      十月，为了检阅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党决定由张云卿出面在新场召开追悼抗捐斗争中死难农友大会。参加者不仅有新场农民，而且还有外县代表参加，总计约万余人。追悼会上张云卿、黎静中都讲了话，参加抗捐斗争的原崇宁农军大队长杨蛟山也讲了话。大会开了三天，并在新场的场口立了纪念碑。碑文日：  "本邑军农冲突死难农众纪念碑"。上款是民国十六年丁卯春"，下款是"农众公立"。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这次大会一方面检阅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向地主军阀的一次示威。      追悼会后在吉祥寺又开办了第二期团练干部训练队。其性质内容完全与青塔学校相同，但规模大得多，招收了四百多个学员，编为五个中队。黎静中除了仍然担任政治教官外，还在吉祥寺办了农民夜校，专门吸收贫雇农骨干分子进校学习。一九二八年黎静中通过张云卿在玉皇观办了农民政治训练班，选拔了五、六十名农民骨干去学习。此外，还组成了妇女协会和少年宣传队，进行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随着革命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的扩大和深入，特别是农民协会的改造，团防下层逐步被倾向革命的"青塔学兵"所掌握，农民群众便要求向地主阶级展开进攻。他们渴望得到土地，至少在眼前能减轻地租剥削。但这时从郫县整个革命形势来看，条件还远不成熟。有组织的农民仅限于安定乡和附近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民、三通堰、古城、太平及原崇宁县的一些地区)，对于团防的改造工作才刚刚开始，培训出的干部也还不多。从全国形势来看，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革命形势已开始转入低潮。因此，这时摆在党组织面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聚集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也采取了一些初步反封建剥削的措施，满足群众的部分经济要求。例如：(1)改斗改秤实行减租。把老斗(40斤)改为新斗(32斤)，把老秤(18两)改为新秤(16两)。农民用新斗新秤交租实际上等于减少了租子。张云卿带头先减租。他还对农民说："如果主人家硬要你们交那么多，就把他拉到新场来。"(2)开展反夺佃斗争。提了一些不按农会规章办事，加租抽佃的地主游街。如周二和做中人(二地主)，夺人佃，。就被农民协会拉来游街，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奸中夺佃"。(3)开展清算斗争。此法主要用来打击较坏的当保正的和有点势力的地主。一是清查他们的贪污，口}{他们退赃。如保正朱瞎子听说要算他的账，吓得不敢落屋，后被抓来关起，退还了贪污的团款才了事。一是查黑田。就是把地主隐瞒不报，不交团米的田查出，要他们补交团米，以减轻群众负担。(4)济贫，提高雇工的待遇。衣会把由算账、查黑田等斗争得来的谷米，在"救济贫民"的口号下，无偿地发给贫苦农民和工人。规定了工人最低工资，雇工要和地主吃同样的饭，不准中途辞退雇工，不准地主阻碍雇工开会等。      上述这些斗争和措施，只是在新场一带比较狭小的地区开展和施行。由于地方政权基本上还在地主阶级手中，革命的主观力量还准备不足，群众发动还不够充分，因而上述规定未能彻底实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长了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提高了农民协会的威信，削弱了绅士的权力。因此，它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民公社的农民说："当年黎教官在这里办的事情，就象解放后人民政府办的事情。"一些地主分子很气不过，他们说："连带诏(理发工人，在地主阶级眼里是最下贱的人)都上台了。"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郫县反动统治当局的注意。他们着手镇压新场一带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他们开始妄图用收买的办法瓦解农民运动。王岫生派人找黎静中表示，只要他过去，就保他在二十八军任旅长。这个卑鄙勾当遭到了黎静中严词拒绝。接着反动派就下令通缉黎静中。这时黎静中已积劳成疾，党组织要他休养一个时期，但他带病坚持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党决定在绵竹举行武装暴动，为了加强领导，决定由黎静中任党的绵竹中心县委书记。黎静中遂离开郫县到绵竹。七月五日，由于叛徒出卖，黎静中在绵竹英勇牺牲。      黎静中调走后，在郫县的党员也因斗争需要纷纷调出。张云卿在白色恐怖下开始消沉。地主阶级趁势对农民展开反攻，逮捕农运中的骨干分子，逼使一些农运骨干离家出走。这样，郫县的农民运动就被反动派扼杀了。但是，富有革命传统的郫县广大群众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直到郫县的解放。他们把当年的革命文物保存下来，始终不忘当年的革命歌曲，至今仍然十分怀念曾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黎静中烈士。

2009年11月06日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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