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卖妻包管文约”

网站管理员

2006年01月18日 00:00

来源：《四川档案》  作者：左平   孔令帆                               <IMG src="/xxfb/newsfile/2006118101017732.jpg" border=0> 在中国清代，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三从四德”更是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妇女不但在家庭中的地位卑微，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已婚妇女甚至被夫家出卖为妾。被誉为“地方文献宝库”的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就保存有这样一份“卖妻包管文约”。文约档案原文内容如下：<?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立出包管日后不得牵连拖累合同文约人王仕德，同子王蒂元、王蒂林等，情因四子王蒂用四岁小抱李昌荣胞妹梅姑为婚，抚养完配。惟愿夫妇和好，百年偕老。谁料命薄家贫，蒂用在外佣工赌钱，不顾父母妻子。李氏在家日食难度，思想无路，自缢数次。显系吊毙背夫逃走，合族共知。诚恐日后李姓来家蹭扰受害，以致父母日夜防守不安，托敖老五哀求李昌崇施一线之恩，择户另嫁。昌崇弟兄硬不依允，死而无悔。蒂用夫妇亲至昌崇家中，磕头苦哀。李昌崇念同胞姊妹之情，恁意听其去留，本族叔侄人等俱各悦服。诚恐日后本族以伙卖生妻大题控告拖累，奈无媒证。父子商议，甘愿出立包管文约一纸，交付汪仁瑚、宋学达、张绍宗、范述尧、曾仕吉等执掌，哀托妹弟范斯文作合，将李氏出嫁与谢虹玉足下为妾。彼即三面议定财礼钱二十千文，仕德父子亲手领明。自今出约之后，日后王姓人等有异言称说，仕德父子一面承耽，不与媒证讨亲之人相染。今恐人心难测，书立包管文约为据。<o:p></o:p> 见盟人：李文朝、范斯文笔<o:p></o:p> 嘉庆<?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st1:chsdate Year="2014" Month="11" Day="11"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st1:chsdate>  立字人王仕德，同子王蒂元、王蒂林、王蒂用。”<o:p></o:p>     这份“卖妻包管文约”是清代合同文约的典型格式，它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文约性质。文约性质就是一份文约的属性。一般而言，文约的开头就点明文约的性质。在清代，文约的性质多种多样，从清代南部县档案可知，有土地买卖文约、土地租佃文约、土地捐舍文约、房屋买卖文约、盐井买卖文约、分家文约、永卖文约、卖契文约、分关文约、付卖文约、杜患文约、分伙文约、断非文约、借钱文约、招夫养子文约、主嫁文约、出妻印约、赎还另嫁文约、退婚文约、手印文约、脚印文约、手印脚印文约、舍约、舍白、当约、文契等。这份文约的性质就是包管日后不得牵连拖累的卖妻合同文约。<o:p></o:p> 文约人。文约人就是立出文约的主体，一般为成年男性，或是一家之长、或是一家之长及其子、或是亲嫡兄弟。当然，文约人也可能是成年女性，而作为文约人的女性则只能是丈夫亡故的孀妇，且应当有同约的成年男性（如其子或兄弟）。这份文约的文约人是一家之长王仕德及其子王蒂元、王蒂林等。<o:p></o:p> 内容。内容是一份文约的主体部分，它包括立出文约的原因、目的、具体内容以及文约的持有者。在这份卖妻文约中，被卖之妻名叫李梅姑，自幼抱到王仕德家，与王仕德仅四岁的四子王蒂用为婚，成为王家的童养媳，且成年后婚配。由于家庭贫穷，梅姑的丈夫王蒂用在外作佣工，但他却嗜好赌博而毫不顾及父母妻子，以至其妻李梅姑在家难度时日。绝望之际，李梅姑多次上吊自杀未遂。王家为避免李梅姑自杀后李家来“蹭扰受害”，于是在哀求李家同意后，经王仕德妹弟范斯文作合，将李梅姑卖嫁给谢虹玉为妾，“财礼钱”二十千文由王仕德父子亲手领明。为避免牵连拖累媒证和讨亲之人，王仕德父子甘愿立出包管文约，并交付汪仁瑚、宋学达、张绍宗、范述尧、曾仕吉等执掌。<o:p></o:p> 见盟人。见盟人，或称中人、在中人、凭中人、请凭中人，也就是文约的见证人或中间人。文约的见盟人一般是文约人的族人，有时也包括文约人所在保甲或场的士绅、保正、甲长、牌头、场头、乡约、乡邻等。从数量来看，见盟人一般至少是两位，或者更多。清代南部县档案中有份文约的见盟人多达二十三人。这份“卖妻包管文约”有两位见盟人，一位是李文朝，他可能是李梅姑的娘家人。另一位是范斯文，他的身份较特殊，既是文约人王仕德的妹弟，又是这份文约的执笔者。<o:p></o:p> 书约人。书约人就是文约的书写者，他可以是立出文约的主体，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文约的见盟人。在清代民间文约中，书约人一般表示为 “×××笔”、“×××代笔”、“×××依口代笔”、“代书亲笔×××”、“代书×××”、“书约×××”、“代书人×××”等等。<o:p></o:p> 时间。时间是任何文约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份文约清楚地表明立出的时间是嘉庆十四年（1809）<st1:chsdate Year="2006" Month="11" Day="11"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十一月十一日</st1:chsdate>。<o:p></o:p> 立字人。立字人也就是文约的签字责任人，一般是与文约人一致的，但有时立字人数也会超过文约人。很明显，这份文约人的立字人有四位，即王仕德及其子王蒂元、王蒂林、王蒂用，比有名有姓的文约人多出一位，那就是李梅姑之夫王蒂用。虽然李梅姑为王蒂用之妻，但文约的第一位立字人却是王蒂用之父王仕德，这充分体现了父权在清代家庭中的主导地位。<o:p></o:p>     在中国清代，童养媳制度非常盛行。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来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才正式婚配。童养媳制度的盛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一是由于贫穷人家生女多而无力养活，于是将其给人，长大后再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其二则是由于结亲聘礼重，婚礼财力支付甚巨，嫁女者亦需嫁奁，这种婚习使平常人家无力负担。但童养媳制度却可大大缓解此“矛盾”，因为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财礼，等到正式完婚，仪式亦大为简化，花钱少，同时女方亦免赔嫁妆，无破家嫁女之忧，故“农家不能具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婚姻程序。），多幼小抱养者”；其三，清代社会中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陋习”，俗称“冲喜”或“ 茺亲”，企图病人就此好起来，这也是出现童养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各种文献记载看，清代童养媳的命运和处境十分悲惨。清代律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明确记载，“乾隆七年议准：‘童养之妻，尚未成婚，而能以礼自持，坚拒夫之和奸，应照例旌表，令建坊于烈女父母之门。’”由此可见，在清代，有些童养媳未及长大成婚，便因夫家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而命归黄泉，对于那些因坚守贞节而亡的女子，清政府亦照例给以旌表，并建立贞节牌坊。<o:p></o:p>     在这份“卖妻包管文约”中，李梅姑的命运也极其悲惨，可以说是清代典型的“童养媳”。她不仅自幼便成为童养媳，而且在成婚后由于丈夫不务正业，不顾家室，试图多次上吊自杀。而夫家为了避免梅姑自杀带来的“蹭扰受害”，最终将梅姑嫁卖，并获得所谓的“财礼钱”二十千文，约合十二两白银（当时铜钱一千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虽然清代律例明文禁止“伙卖生妻”、“买休卖休”，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在民间，卖妻现象仍然非常普遍。清代南部县档案就保存有不少卖妻诉讼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买卖双方及媒证（即媒人）或被处以杖责，或被处以杖责并枷号，所谓的“财礼钱”则被充公，而被卖之妻多数情况下由娘家父母领回择夫另嫁。但也有特例，如果确实由于贫困难以生存，且在征得娘家人的默许下，夫家将妻嫁卖，虽然与律例不合，州县官也会网开一面，承认嫁卖现实。而在整个嫁卖过程中，被嫁之妻自始至终处于从属、被动、毫无选择的地位，且一般被嫁卖为他人之妾。这样，妇女就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仍然逃不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迫。<o:p></o:p>

2009年11月06日 13:21

3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