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级地方政权历史档案又一奇葩——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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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4月06日 12:00

王晓春 　　我国清代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现存1040万件，大多典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对清史研究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重要的参考作用。相比较而言，清代中央机关以下各级地方政权机构所形成的档案，尤其是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因当局腐败，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而幸存至今的就少得多。1953年在重庆长江南岸樵坪场一座破庙中发现的清代巴县档案，虽有11.3万卷的数量，但就其完整性、系统性而言，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所存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17882卷档案形成于清顺治至宣统十位皇帝统治的200多年间，每个年代皆有，且档案按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分类保存，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完整性、原始性，在目前国内各地现存清代档案中，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是时间跨度最长、保存最完整系统的县级地方政权历史档案。                             　　发     现 　　发现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并被保存至今，同档案部门的热切关注和有效保护是密不可分的，其间甚至还带有一点点“传奇”的色彩。解放后，南部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城市时，从南部县旧政权手中接过一大堆“老材料”，并先后将其闲置在南部县法院、公安局库房里，尘封达十年之久，任凭鼠咬虫注，无人问津，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废品”竟是国家至宝民族财富。1960年，四川省档案局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调查清理旧政权机关档案，同年10月23日，南充地委档案科抽调人员奔赴各县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南部县公安局一间堆放杂物的库房里有一大堆捆得整整齐齐的档案，初步估计约有100余捆4000多卷。打开一看，纸张大多发霉，粘连成坨，字迹褪色，虫蛀严重。不过，无论从传统纸质文书的形式还是黑墨手书的文字内容来看，仍不难判断出乃清代南部县历任正堂履行职责，实施统治而遗存下来的官方公务文书。1965年6月，这些档案经南部县档案馆简单梳理、清点造册后，移交给了南充地委档案科。“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扬言要“革”这些“四旧”的“命”，南充地委紧急增派两个排的兵力把守保卫，才使这些档案幸免于难。1984年10月，南充地区档案馆库房搬迁前夕，有关领导决定将这批沉睡多年，无法利用的清代历史档案进行抢救，消毒杀虫，装裱修复，并进一步整理编目。经过六位档案工作者整整三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整理出17882卷约10万件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       价   值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是清王朝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县衙行政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记录，它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从开国到覆亡200多年在四川南部县的统治历史，是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外交等在地方的缩影，从中既可了解清中央政府政令在基层贯彻执行情况，又可窥探有清一代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南部县社会的历史变迁。档案本身系统完整，档案内容无比丰富，可以说，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是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藏在深闺待人识”的地方文献宝库，是镶嵌在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从时间上看，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形成于公元1656年（顺治十三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之间，跨越整个清王朝十代皇帝268年中的255年，没有断代；就地域而言，这部分档案涉及的地区颇为广泛，它不只是南部一县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辐射川北、全川、西南以至中国许多地方；就人物而论，涉及的人物也很众多，上至清朝皇帝皇太后、封疆大吏，中至道府州官，下至县令差役及百姓，无不涵盖，其中既有知名的历史人物，更多的则为普通民众。在系统性方面，南部县衙门档案按形成时的原始形态分类保存，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档案完整，没有缺房，档案形成时固有的联系得到尊重，极具原始性、系统性。清代四川巴县档案在年代上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在组织机构上缺吏房档案，且经多次反复整理后按内容分类，在原始性、完整性、系统性上明显逊于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部县衙门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完整系统的清代县级地方政权历史档案，实不为过。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南部县衙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内容极其丰富，不仅有四川总督、川北道、保宁府下发的札令饬文，与其他州县平行往来的咨函移照，更多的则是南部县正堂（即知县、县令，因知县为县级地方长官，其正式办公处所在衙署大堂，故称“正堂”）审理民间刑民诉讼案件形成的司法档案。主要内容有：清代南部县官吏任免奖惩，禁革官场陋规陋习；南部县地理山川形胜物产，户籍人口及赋役课税，日食月食，灾情赈济；南部地方礼俗乡规民约，忠孝节妇烈女人物，科举考试，开办近代学堂、医院；兵丁招募调动抚恤，筹措军饷，武闱乡试，团练保甲及开设巡警消防，民众反清抗洋，抗捐抗厘暴动及学生学潮；司法律例章程条规，命案、凶殴、赌博、强奸、盗窃、欺诈、婚姻、继承、物权、租佃、借贷、契约等民刑诉讼纠纷；开办矿山盐场，兴修农田水利，城建交通，发行彩票及行会贸易；外国人过境游历，传教办学置产及教案；等等。档案对诉讼活动本身的全过程记载尤为详尽，从百姓呈递状纸，县衙传签提讯，中间穿插胥吏差丁勘舆调查，验伤验尸，提取司法证据，到控辩双方互控再诉纠讼，最后由知县批写判词，当堂宣判，无不齐备。 　　开  发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珍贵独特的价值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档案界、史学界、文物界震动最大。四川大学、四川西华大学、巴蜀书社等单位的历史学、档案学、社会学专家教授考察后一致认为，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价值不可低估，在诸多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尤以光绪、宣统年间所存“七房”档案最为突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均占有极高地位，具有多方面的综合开发价值。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陈庭湘教授认为，南部县衙门档案不仅仅对历史学、档案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直接贡献，对法学更有独到的典型的意义。中共南充市委、南充市人民政府也十分重视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认为本土的“国宝”增添了南充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提升了南充的文化品位，提高了南充在全国的知名度。为抢救开发这部分珍贵档案，在市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专款给南充市档案馆，组织人力对残破的档案文献进行抢救性修复，并开展档案文献的整理开发利用研究，出版档案史料汇编，让这颗埋没多年的“明珠”拭去历史的尘埃，散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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