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古蜀王国虽然地处内陆，却并不封闭。古代蜀人很早就通过水陆两途，同长江中下游与中原地区有了源远流长的交流往来。传世文献对此就有不少记载，譬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上古时期已有黄帝和蜀山氏的联姻，又记载大禹生于西羌，其地域就在今川西北境内。常璩《华阳国志》也从地方志的角度对此作了较多的记述，说“蜀之为邦……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族”，又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大禹治水很可能就是从蜀地开始的，而后才治理黄河与九州的水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学者认为，古蜀王朝中的柏灌氏很可能就随大禹治水迁往了中原。虽然古人记述的大禹治水过程有着较浓的传说色彩，但考古发现揭示，河南二里头出土的陶盉同三星堆出土的陶盉非常相似，说明两地早就有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则是不争的事实。 <P> 到了殷商时期，蜀人已经有在商朝当官任职的了。如《论语·述而篇》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的记述，《世本》有老彭“在商为藏史”之说，《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因此而推断“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关于“老彭”，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老彭是蜀人而仕于蜀，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该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 顾颉刚先生还提到了出土的甲骨文，不但发见了“蜀”字，而且发见了商和蜀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的巴蜀和中原的王朝关系何等密切”。</P> <P> 在商周之际，蜀国曾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行动。《尚书·牧誓》说当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了军事行动，在八个西南部族中，蜀是排列在前面的。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对此也作了明确记载：“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于焉。”又说“有周之世，限于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卷十二也说“及周之世，侯伯擅威，虽与牧野之师，希同盟要之会”。说明古蜀是西南地区一个实力比较雄厚的诸侯国，参加武王伐纣后，同周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但因受阻于秦，所以很少再参加盟会之类的活动。</P> <P> 正因为这种源远流长的交往，所以古蜀曾接受了来自中原的许多影响，比如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的尊和罍，玉石器中的璋与戈等形制，就显示出了对商文化的模仿，显而易见应是古蜀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的结果。但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具有的鲜明的古蜀特色，展现了在王权与神权方面自成体系的象征含义，可知古蜀与殷商王朝并非是相互隶属的关系，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始终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也就是说，古代蜀人有着自己的悠久文化，并长期保持着这种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应是古蜀与夏商周三代关系的一种真实情形。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接受了长时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地处内陆的古蜀才逐渐融会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来源：2009年11月2日成都日报）</P>
2009年11月22日 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