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东御街打铜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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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21日 00:00

李　华  　　号为“天府之国”的成都，一直都是民间技艺成长和发展的沃土。慧心凝结，妙手千载的成都人，不仅用千丝万缕的蚕丝织造出“号为天下冠”的蜀锦，也濯出了一条锦江，织出了一座“锦官城”。除此之外，还有泥塑、皮影、糖画、蜀绣、银丝制品、竹雕、面塑等等。但成都人妙手生花的能耐、想象力与创造力绝不仅限于此。 　　在这个系列篇章中，我们将以部分民间艺人和他们传承的技艺作为叙事的主体，以期将这个地域尚存的人文风貌，和有情的历史片段串联起来，从一个侧面，展示成都这片沃土的乡土文明。铜器，自它出现在华夏民族的生活中，一直都是重要的礼器和日常生活用具。早在殷商时期，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治炼技术，古蜀的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青铜器，种类齐全，包括了生产工具、兵器、礼器等在内，总重量近一吨。其精湛的制造工艺，令后人叹为观止。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传统的金属表面装饰工艺，称为嵌错，也称错金银，是用金银或其他金属丝、片嵌入青铜器表面，构成各种花纹、图像、文字。这种工艺兴起于春秋时期，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中学校舍内发掘了一批墓葬，出土了一件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该壶高40厘米，口径13．4厘米，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侧面。在这件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栩栩如生地表现了竞射、采桑、宴乐舞武、水陆攻战、狩猎等大型场面。表现了制造者高超的技艺，显示了古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是极为难得的艺术佳品。 　　从古至今，铜器一直陪伴着成都人的生活，直到今天，爱喝茶、爱吃火锅的成都人，仍然离不开铜茶壶、铜火锅…… 　　作者手记 　　写这篇文章时颇费周章，将一个基本上已经消失的行业的从业者作为采访对象，这实在是一种冒险，也是对一个人耐心的考验。我曾在武侯祠横街一带寻找线索，之前我得到的信息是，这一带藏民活动较多，有许多铜器卖。去时，心里抱的希望极大，回来，所有希望都化为遗憾——铜器是有卖，却并不意味着可以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之后，我又在东御街和东打铜街、西打铜街转悠，企图找到一点手工制铜的蛛丝马迹，仍然一无所获。又打听到青龙场可能有手工制铜作坊，于是，推着破自行车去了青龙场。经好心人指点，找到一家卖铜壶的小店，顺藤摸瓜，终于在昭觉寺附近看到一家制铜器的小店。两个小伙在用电焊将壶嘴与壶身焊接一起。我满怀希望上前询问他们是否会手工制铜，对方不冷不热地说不会，便各自忙去了，晾我在小店前好一阵惆怅。 　　幸运的是，在昭觉寺南路的一家铜器店，我遇到了一位姓杨的女士。杨女士一边把刚收来的铜锭和铜杂件整理放好，一边说她也会手工制铜，只不过不摸工具已经很久了。然后又谈兴颇高地说起她舅舅，一个从事手工制铜几十年的老艺人。我大喜过望，这不正是我踏破铁鞋要寻找的吗？当即要了她舅舅的电话。当天下午，在成都天回镇，我顺利采访到了六十余岁的何发斌老人。 　　在何发斌老人的作坊里，还是有小小的遗憾。和外侄女一样，他告别手工制铜已经很多年了，现在经营着一家机械制铜作坊。据说“生意还可以”，不少餐厅找他订制铜火锅。也许在我之前吃火锅的经历中，就曾使用过他的工厂加工出来的铜锅。采访结束时，何发斌带我参观了他的厂房，他说，再做两三年就回老家去，享受“种豆南山下”的幸福晚年。 　　现在制作铜器的店铺已然不多，手工制铜更属凤毛麟角。如果把制铜工艺比作一条大河，那么民间的手工制铜就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制铜业这条大河可能越到下游越波澜壮阔，但那些作为水源补给的支流，却可能在奔赴干流的途中干涸，最终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 　　随着时代的前进，手工制铜隐退江湖是大势所趋。但当这门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工艺无可奈何地淡出现实的舞台时，我们的内心仍会有种牵心挂肺的怀念。作为一种产业，手工制铜或许已经走完了它的路程，但作为一门艺术，它永远不会过时。 　　锣锅巷里造铜锅 　　“叮叮当当”的声音从幽暗的屋子传来，循声望去，一个胡须花白的老人正光着膀子用力地挥动着铁锤，一块如同老人肌肤的黄铜在铁锤敲击下迅速变薄，最终变成一张厚薄均匀的铜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时递过来一张毛巾，低声说：“师傅，您歇会儿吧！”老人用毛巾轻轻擦了擦额上豆大的汗粒，把毛巾递给徒弟，并顺手接过徒弟毕恭毕敬送上来的茶水，轻轻地吹开茶碗里泛着清香的茉莉花，眯缝着眼睛轻啜几口，然后有些感慨地说：“哎，老了……” 　　这是我想象的发生在成都某条街上铜器加工店的一幕。这也只能是一种想象了，虽然成都的铜器加工历史由来已久，并且一度繁盛，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变得遥远和陌生。 　　关于清代之前的成都制铜业，我并没有找到更多详细的史料，只能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中，推想成都手工制铜业曾经有过的高度发达。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铜斛，通高41cm，高33cm，口径33.5cm，盘径57.5cm。这件铜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这是东汉光武帝时，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为皇帝所做的量器。这个铜斛能作为供品，可以想见当时成都手工制铜业的水准之高。 　　《唐志》一书曾对成都的“雕镂”业大为称赞，这里的雕、镂就包括了铜器制作。又据资料显示，清康熙年间，朝廷在达赖登位时送给他的紫铜法器、青铜法器等，均系成都制造。 　　与制铜行业有关的街道，最著名的就是锣锅巷。清朝康熙、雍正时期，清廷曾在成都扩充军队，锣锅巷的铜器业便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直到清末，这条街上仍有做锣锅（锣锅即铜锅，古代军用的一种炊具）的作坊开设。更多的铜器加工则是在锣锅巷背后的打铜街完成的，这些集中了铜器加工作坊的街道，曾经终日燃烧着红红的炉火、拥挤着热火朝天的交易人群，飘荡着铁锤敲击铜块的叮当声，它们见证了一个手工行业数百年来的兴盛与衰亡。 　　民国时期，东御街成为成都著名的铜器作坊一条街。冯水木先生收集整理的《唱成都》民谣中有云：“东御街上打铜吼，西御街卖旧木头”，从中不难想象东御街上热火朝天的打铜场景。 　　东御街本为裱背红货（即喜联、寿联、孝联）的集散地，由于藏区老百姓常在东御街采办“红货”，为方便喜用铜制器皿的藏民，打铜街铜器店陆续迁入，东御街便日益为铜器业所取代。李维先先生在《成都的冷锻手工艺》一文中这样写到：“东御街铜器冷锻作坊的经营性质是工商兼营、自产自销的。他们沿街设铺，铺面有半间，设置玻柜一个，用以陈列小件铜器……冷锻作坊另一半铺面，则用以放置冷锻工具，如马凳、胎模及各类槌具等。” 　　现在，东御街上再也看不到铜器的踪影，而打铜街也找不到铜器作坊了，这些曾经见证过成都铜器制作辉煌的街道，除了街名中还带着“铜”字，再也找不到半分当年的“铜味”了。 　　天回镇的打铜师傅 　　货币、烟锅、铜锁、铜锅、铜瓢、铜像、茶壶……印象中，好多器物都可以由铜打制而成。一本关于茶文化的书中写到，宋、元、明三代，煮茶器具是使用一种铜制的“茶罏”。据《长物志》记载：宋元以来，煮茶器具叫“茶罏”，亦称“风罏”。陆游《过憎庵诗》曰：“茶罏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依此说，宋陆游年间就有“茶罏”一名，元代著名的茶罏有“姜铸茶罏”，《遵生八笺》说：“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时至明朝，社会也普遍使用‘铜茶罏’，而特点是在做工上讲究雕刻技艺。……”成都是一座以茶馆闻名的城市，成都的老茶馆煮茶大都用铜茶壶，因为铜的性状稳定，不易与其他元素发生化学反应。现在的许多茶馆，仍沿袭这一习俗。成都又是一个爱吃火锅的城市，许多火锅店的火锅也是铜制。铜制品可以说与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不过，人们所用的茶壶、火锅虽为铜制，却很少有手工打制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寻找一家手工制作铜器的作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天回镇附近，找到打铜多年的何发斌师傅和他的铜器加工店。 　　何发斌出生于1946年，四川仪陇县人，1990年到成都，从事铜器制作30余年。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最初学的是打铁，但他说，打铁十分笨重，于是有改行之想。何发斌十来岁开始学打铁，二十余岁时到陕西修铁路，住在一个铁匠家里，有空便帮他打铁。得知何发斌想学打铜的想法之后，这位铁匠在当地给他找了一位师傅。 　　工作之余，何发斌便开始跟随这位师傅学习打铜，从站在一边观摩到亲自动手操作，何发斌慢慢掌握了打铜的窍门。三年后，铁路修好时，何发斌已经可以打制一般的铜器了。在离开陕西返回四川时，何发斌打了一根重1.8斤的铜烟锅，并请人錾了花（在烟杆上雕刻花纹）。这可能要算何发斌的第一件铜器作品了，因此，他格外珍惜，至今仍然保存着。 　　回老家仪陇县后，何发斌开始琢磨手工打铜。他试着打了一些烟锅、铜铲、铜瓢之类的东西偷偷到镇上摆摊出售。也接收来料加工，顾客还可用铜料换成品。改革开放之后，允许公开打铜了，何发斌的生意也陡然好起来。不过，他发现自己在关键地方还存在技术欠缺，于是第二次拜师，跟当时仪陇县制铜器最有名的一位姓黄的退休工人学习打铜。何发斌遇到什么难题，便向黄师傅请教。通过师傅的点拨，加上勤奋钻研，何发斌的打铜技术又精进不少。 　　在何发斌的家里，随便翻出一件铜制品，都是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我看到一把铜瓢和铜铲，做工非常精细，据说用了几十年了，但看上去完好无损。也许正是铜器经久耐用，何发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毕竟仪陇是一个小县城，市场需要量只有那么大，他想开辟一个更大的铜器市场。还有一个不便之处在于，仪陇县买不到原材料，经常要到成都购买铜料。那时，交通还不太发达，购买原材料很麻烦。于是，何发斌干脆把铜器店从仪陇县搬到了成都。 　　何发斌说，他是1990年来成都的，当时，成都文殊院、将军碑还有少数几个老年人在手工打铜。刚上成都时，何发斌便帮将军碑一家姓李的铜匠打铜。后来，何发斌自己开了一家小店，打些小件铜器到荷花池和青石桥出售。因为成都当时打铜的人不多，他的生意还不错。 　　手工铜器淡出生活 　　何发斌介绍说，打制铜器是一门比较考功夫的手艺，在原材料的准备上便很有讲究。将收集起来的废铜放进锅里熔化，然后浇铸成一块备用。熔化中须对铜进行“勾兑”，加入“高铜”和“低铜”，只有比例适当，铜的延展性才好，打制过程中方不至于断裂。 　　材料备好后，接下来的工序是下料。以铜壶为例，打制铜壶得将备好的铜块按一定比例下成三大块，两小块。三大块中最大的一块用来打成圆锥体的扇形，这是壶身。另外一块大的材料则打成圆片，用作壶底，还有一块用来打壶盖。两块小料则分别打成壶嘴和提手。至于每块多大，这就要凭经验了。 　　打制零件是所有工序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技术要求最高的部分。何发斌说，在打铜的时候得掌握铜的受热分寸，太热了不能打，太冷了也不能打，否则都会坏。一般每块铜打六七锤后就会硬化、变脆，此时需要重新加热。这个加热的过程被称为“退火”。 　　打制零件的工具有铁锤和胎模。胎模固定在一条特制的马凳上，加热的铜料则放置在胎模上。人坐在马凳上以锤敲打铜料，边打边移动工件，使之变薄变形，直至打成需要的形状。这个过程耗时极多。据何发斌介绍，手工制作一把铜壶，一般要4天，而主要时间用在打制各零部件上。 　　各零件打制成形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装配，把各零部件按器物所需形状、款式连接起来。据有关学者介绍，冷锻（铜器打制是冷锻工艺的一种）所用装配工艺，称为“冷咬接”工艺。就是不用加热，不用焊接，也不用铆钉、梢钉、螺钉，直接将两个零件牢固地联接到一起。这在国外是十九世纪才发明的先进工艺，但在我国却早已有之，东御街的打铜作坊使用的就是这一工艺。不过，何发斌使用的却是土法焊接。先将两个相邻的零件稍微固定一下，在缝隙间撒上特制的“焊药”，然后放进炉子里加热到一定程度，“焊药”熔化后，即将两部分焊接在了一起。 　　装配好铜壶之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装饰加工。比如在壶盖和壶身之间用一根铜丝相连，或者在壶把上缠绕麻绳以防止烫手之类。 　　不过，手工打铜的确很耗时，并且比起机械打制的铜器来，既显得不那么中看，也存在一些质量上的问题。1993年，何发斌买回了专门的打铜机器，进行批量生产，不再手工制作铜器了。现在，何发斌位于成都天回镇的铜器加工厂有了一定的规模，厂房有三四百平方米，装订、切卷、抛光，各种机器一应俱全。虽然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退火”还是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一个原始的火炉里进行。退火，这是手工打制和机器锻压都无法省却的过程。何发斌带我走进他的厂房，一个工人正用铁钩将一个个还是半成品的铜器放进炉子里加热。从他的动作中，依稀可以找到以前手工制铜的影子。 　　如今，何发斌已经六十余岁了，他说，打铜是很累的活儿，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门手艺。而他，由于年岁大了，也不再实际操作。他的后代中，只有一个儿子会打铜，但并不以打铜为业。何发斌老人说，现在成都会手工打铜的恐怕很少，以前青石桥一带有不少手工打铜店铺，不过现在早拆了——也许，荷花池还能找到一两家。他平淡的叙述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遗憾。 　　原载：成都日报

2009年11月06日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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