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首个红色当铺成都改革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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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9月02日 00:00

张学果 <IMG src="/xxfb/newsfile/200892151715791.jpg" align=absMiddle border=0>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的开张宣告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典当行成功诞生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场面热闹。当铺在被关闭了30多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成都的街头。当时，不敢直呼当铺，规定他们不准把斗大的“当”字写在门口。大招牌挂的是“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它的开业，宣告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典当行成功诞生。 两年轻人提议 莫斯科能开成都也能开 　　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改革的步伐全面提速。 　　1987年，我当时在成都市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主管经济体制改革。那年10月，一男一女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支持他们开一家当铺，并随手拿出一张载有苏联国内开办当铺消息的报纸。 　　这着实让我感到惊奇：“干什么不行，怎么会想到开当铺呢？！”问过之后，才大体上弄明白，他们是成都华茂金属丝网门市部的，女的叫黄福玉，男的叫赵克强，分别是该公司的正副经理。他们有一个门市部，但生意比较清淡，铺面有空余，苏联开当铺的消息让他们萌生了念头。 　　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报纸，这是一份《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题为《莫斯科的当铺》的文章，介绍当时莫斯科有8家国有典当行，典当余额7800万卢布，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达1000万卢布。在我国，当铺在解放初期和烟馆、青楼一起被扫荡一光。现在要重新开办实在是让人犯难。 　　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敢闯敢试敢干的改革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想，在莫斯科都允许开当铺，在成都试办一家总不至于不可以吧！思前想后，觉得作为成都市体制改革的主管部门，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两个年轻人的试验。 座谈确定方案 “先上车后买票” 　　我还曾为此主持过一次座谈会，到会数十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都只是在小说或者电影中见识过“可憎”、“可怕”的当铺。还算好，会上成都市工商局一位年长的副局长说他见过真正的当铺。他在发言中特别提到过去的当铺柜台高过人头，一进门就使人抬不起头，新当铺的柜台应该低一点，最好能坐下来面对面谈业务；当期两个月太短，应不低于四个月。座谈中大家认为，重开当铺，新就新在服务，服务是核心，是宗旨，当铺不能惟利是图，要在服务中挣钱；大家还认为，对典当物品的价值评估很关键，估价低了，就容易产生“剥削”，估价高了，又容易造成企业亏损，所以应当有专业的评估师。所有这一类的意见，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理性的采纳。经过几次讨论，多次修改，形成了最终方案。 　　当年11月底，在讨论最后的方案时却遇到了难题。有同志提出，此事事关重大，又属特殊行业，需要报批才能开办。但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还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即使报了谁又能批呢？我们担心一旦报批，此事可能会遥遥无期，八成会胎死腹中。于是我建议作为改革的试验，可以先不报批，支持他们先办起来试试再说，这叫“先上车后买票”，错了关门就是了，责任在成都市体改委，如果成功了，再报批不迟。经过大家的讨论，方案得以通过。 筹备40多天 中国首个红色当铺诞生 　　由成都市体改委牵头，市公安局、市工商局、西城区（现青羊区）政府等一路放行。从提出开办典当行的构想算起，只用了短短40多天就办妥了所有手续，并领到了营业执照。 　　1987年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场面热闹。当铺在被关闭了30多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成都的街头。当时，不敢直呼当铺，规定他们不准把斗大的“当”字写在门口。大招牌挂的是“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它的开业，宣告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典当行成功诞生。 　　成都首开当铺的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轰动。《经济参考报》和中新社率先进行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全国共有6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国内外不少媒体称之为“新中国的红色当铺”。 　　作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成都重开当铺一事载入了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瞭望》周刊先后两次载文评论重开当铺这件事，文章特别提到“成都市的这一做法是有胆量的，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胆量。” 　　国外媒体，包括美联社最关心的是重开典当行业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成都。他们反复问我们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政治背景，无非是说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又在四川工作过，是不是有某种授意。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绝没有这类背景，我们的依据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支持我们大胆试验，社会需要我们做改革的多方面探索。 开业第三天 大学生成了首位主顾 　　开办典当行之初，大家还担心他们没有业务可做。结果，经营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3天之内就有了业务。 　　第一个进当铺的是位大学生。学校就要放假了，他要回家，但父母寄来的路费他给弄丢了。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如果写信回家要钱，一去一来等钱寄到需要一两周时间，而向别人借钱他又觉得难以启齿。他听说西御街开了一家典当行，便提着录音机走进了当铺。经过评估，当铺给了他40元赎金。他欢喜至极，花35元买车票，还剩5元零花钱。他原先曾为存放录音机发愁：放在老师那里，怕给老师添麻烦，放在同学那里，怕给他弄坏了，现在放在当铺也算适得其所。一个月假期结束，交回赎金，扣除合理的费用，他又可以提着录音机学英语听音乐了。 　　这件事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典当只是一种经营形式，用今天的话说算个服务业、第三产业吧，不应该存在什么姓“资”、姓“封”、姓“社”的问题。为规范管理、避免恶性竞争，成都还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典当业同业公会。 改革就是创新 成都吃“螃蟹”外地效仿 　　成都的做法很快就被外地效仿。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过了一年，全国的典当机构就达到了近200家。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清理整顿后核准的典当机构有1300多家。截至200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2342家典当行，资产总额862亿，累计实现典当总额441亿元，上缴税金3.9亿元，行业从业人员2.1万人。 　　成都市在改革中吃了典当这只“螃蟹”，实践证明这项探索是成功的，对社会是有益的，对解决个人和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顾这段往事，我的心头依然激荡不已。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说上这么几句，谨表达对改革开放这一富民强国的伟大决策的感念，希望这种改革的精神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作者简介：张学果，曾任成都市市长助理，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现已退休。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08年8月3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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